裘沛然（1916年—2010.5.3），原名维龙，男，汉族，浙江宁波慈溪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国医大师称号获得者。曾就读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在国学馆任教的为江南著名学者施叔范先生。他童年时在施公处就学虽仅二年，然已初步奠定了古汉文的基本知识。其后他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旁涉新文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对化学饶有兴趣，学习颇为勤苦。其叔父裘汝根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医罗哲初之高足。裘氏在深读的同时，挤出一定时间从叔父学针灸，故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亦粗晓其理。时值军阀混战，国是日非之际，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把中国古文化扫地以尽，另一面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合，乃锐志于医学。

裘沛然先生善治疑难杂病，倡导“伤寒温病一体论”，提出“经络是机体联系的学说”及“疑难病症治疗八法”，对中医学的发展提出“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方针，并对“中医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独到见解。裘沛然先生精通医道，兼通文史哲，笔耕不辍，获得了几十项奖励和成果。

裘氏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裘氏在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暨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全国第一届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导师，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首届“上海市名中医”。他为学院的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专业设置及对“中医法”的讨论等，召集院内外的著名专家共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意见。

2010年5月3日，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终身教授裘沛然先生因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5时在上海龙华医院逝世，享年97岁。

他对教学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对中医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他讲理论常常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在临床亲自显示操作方法来训练学生，以及在临床带学生实习，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既提高学生感性认识，又以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的精神灌输给学生。他从早到晚，甚至在风雪交加之夜，奔走于泥泞道路到病家为危重病人治疗。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甩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广闻博学，在中医基础理论及历代各家学说方面颇多建树。

裘沛然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卫生部召集的论证中医工作和探讨医学的各种会议，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有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会议上，他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经：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是中西医要求真正的结合。他的报告受到全国许多学者的赞扬，并为有关刊物转载发表。　1979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市及兄弟省市的医药单位及教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考察工作。对振兴中医事业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及教学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经常为政府献计献策。兼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顾问，作出很多贡献。

力倡“伤寒温病一体论”汉代医学家张仲景着《伤寒杂病论》开辨证施治之先河，为治疗外感热病树立圭臬。他首先从病证概念作缜密的考证，并以充分的资料说明，“伤寒”这一名词本是古代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近代医家所称的温病。温病中还有许多具体病名、病因病机及证治大法，在《伤寒论》中亦基本论及，伤寒与温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同义语。再从实际内容分析，伤寒论以八纲为主导，以经络脏腑（包括三焦）为基础，从病邪的性质、受病的部位、正气的盛衰、证候的表现而辨证施治，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共同依据。

关于经络学说的研究“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的机体联系学说，阐述人体内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影响，说明这些联系是人体生命活动、疾病机转和诊断治疗的重要依据，体现了祖国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点”。

裘沛然指出，经络包括“点”、“线”、“面”3个部分。近代医家所发现的压痛点与过敏带等，也是经络反映的印证和充实。有人认为某些压痛点与皮肤活动点同经络俞穴不尽符合。这是因为经穴仅仅是经络学说中的一部分，它还包括经别、奇经、经筋、皮部及标本，根结之类。

关于十二经病的“是动”与“所生病”的涵义，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历代医家或从阴阳气血论，或从本经他经论，或从内因外因论，或从经络脏腑论等等。裘沛然认为，历代诸说虽各言之近理，但《内经》中“是动”的原意是从经气发生病理变化方面而言，“所生病”是从经脉和俞穴所主治的病证方面来说，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

50年代裘沛然曾发表《奇经八脉循行经路考正》一文，在李氏基础上进一步对奇经的循行路线详加厘订，勘谬正误，为后来的教科书所征引。1960年，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奇经八脉研究》 ，展示了他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于养生观裘沛然对养生学说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并发表“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

还主张，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需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

裘沛然还对唐代医家孙思邈学术思想和诊治经验尽发掘能事。他倡言“孙氏医论，重在‘诚’字”，“孙氏选方，克臻‘精’字”，并系统研讨了《千金要方》 、 《千金翼方》中近6000个处方，归纳其遣方用药的特点为：简易见长、平正取胜，奇崛跳脱、杂乱有章等，给人以很大启示。

裘沛然在临床方面亦具有丰富经验，对于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所写的《疑难病证的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是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1987年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该论文总结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培补脾肾法、斩关夺隘法、随机用巧法、医患相得法等8种疗法，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医界评之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佳作。

他早年曾治疗一痢疾危证。患者一日痢下数十次，病延二旬，已濒危殆。中西医历治无效，已到不能进食、神识昏糊、脉微欲绝、四肢厥冷的险恶阶段。裘为之处一方，方中集补气温肾、清热燥湿、通里攻下、涩肠收敛及养阴等于一炉，似乎是一张“杂乱无章”的“兼备”之方，可谓“混沌而又混沌”。结果药后翌日即痢止神清，腹痛亦除，脉转有力，胃思纳谷，仅二剂而病痊，病家为之惊喜。说明“兼备”法并非杂凑成方，其中寓有缜密和巧思。

崇尚精奇巧博裘沛然根据自己多年临床的体验，觉得要提高疗效，可概括为“精（处方贵精）、奇（立法宜奇）、巧（用药在巧）、博（关键在博）”4个字。

裘沛然十分重视中医教育的教材建设。1958年他刚进入上海中医学院针灸教研室，即着手教材建设，带头编写针灸教材。在短短4年中，针灸教研室便出版了《针灸学概要》、《经络学说》、《针灸学讲义》、《刺灸法》、《腧穴学》、《针灸治疗学》6部著作。1960年和1964年，裘沛然两次受命卫生部担任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编审中心组成员，1977年又任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他全力投入工作，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10门教材的审阅修改任务。

裘沛然还为加强中医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训练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64年春季，他受上海中医学院委托带领工作小组负责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和基本训练项目两个方案的起草工作。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拟订了《中医各门课程基本内容提纲》，对中医各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根据其不同性质，分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简称“三基”）3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六年制中医专业基本功训练项目》，对中医专业的各门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疏理，列出分段进行训练的计划。“三基”训练的实施，对于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裘沛然曾担任多门课程和各种层次班级的教学工作。教学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特别注意在教书中育人。

裘沛然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教学研究等多方面的贡献，同他一生治学精神的勤奋、治学态度的严谨是分不开的。

裘沛然勤于学习又善于思考。他自己也说，自己“一生治学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又不断进取的过程”。裘沛然的学习兴趣十分广泛，早年在私塾中课读时，除学习古籍外，对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化学、医学等也广泛涉猎。后来致力于医学，其阅读求知的面远不局限于医籍。在历代医家中，他尤心折孙思邈、李时珍、张景岳等学识之广博。

务实精神是袭沛然治学方面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无论是做人、做学问，都必须务实。务实，不仅是学风问题，乃是正世道而兴邦国的一门大学问。本着这种精神，他对古代的一方一药都认真对待，究其所以。